不敢卖怎么办谈判代表突然被捕，和谈几度濒临破裂，回望北平和平解放的惊险时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图为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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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时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的王汉斌参与了一些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根据王汉斌的口述回忆，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想起当年，傅作义签署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新闻轰动一时，犹如原子弹爆炸，震惊天下。和平协议书的签署，让傅作义统率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大军，兵不血刃，实现和平改编，千年古都和数百万百姓免于战火之灾。

时我是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至今我还记得，1949年1月22日，凌晨刚躺下的我被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鞭炮声唤醒，翻身起床，迎着第一缕晨曦，不禁自言自语道：“和平取代战争，人民得以安定，国家得以复兴，这就是近百年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与理想。这个理想在我们的努力下，实现了！”

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基本成熟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失败的命运已成定局。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军心涣散。北平的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怨气冲天。有权有势的国民党达官贵人们此时忙着抢购黄金、挤兑美钞，争先恐后地南运财产，寻找退路。中下层官员则忧心忡忡地找门路，为自己谋划后路。广大市民则悄悄传递解放战场上的胜利消息，日夜盼望解放军的到来。北平地下党此时积蓄的力量已经十分可观。中共正式党员已达3000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民联”“新联”等拥有盟员5000人，其中学生约占三分之二。这样的形势，给北平和平解放带来了很大的可能性。

1948年7月，筹划和谈的各项工作逐步开展。中共地下党在敌人心脏——“华北剿总”的一系列工作也已经有些成效了。对于如何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去做傅作义身边人员的工作，我们当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具体的安排。下面讲讲我和李炳泉、刘时平两位同志的联系和工作。

时为南系职青支部书记的李炳泉与我同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任职。他1919年出生于河北任丘，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1942年奉命疏散，后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1946年春至1948年秋，在北平几家报馆当记者。1910年出生的刘时平是内蒙古临河市人，1936年考入北大政治系，是1937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他于1938年到西南联大复学，转到中文系。从1946年起，他就在《益世报》担任记者，同时还兼任上海《联合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李炳泉和刘时平是西南联大的同学，还是新闻界的老相识，是两位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他们联手在“敌人心脏”开展工作。

刘时平以报社采访部主任的身份，利用绥远同乡的关系，和“华北剿总”傅作义周围的幕僚们颇多接触，能够获得重要情报，在必要时还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因此，我十分重视发挥刘时平同志的作用，同时考虑到他的工作条件，必须对他采取必要的保护，决定仅由李炳泉同志以老同学的身份和他保持单线联系。

在解放战场的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之后，我与李炳泉经常根据刘时平同志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方面获得的情报，研究傅作义的动向。

关于刘时平同志所起的作用，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在济南战役中，“剿总”有个爆破专家杜长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到济南炸毁飞机场。杜长城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恰好遇见刘时平同志。他们俩是绥远同乡，彼此熟悉。杜就征询刘的意见。刘时平问他：“你怎么去？”杜说：“坐飞机去。”刘说：“那你炸了飞机场，怎么回来？”一句话使杜开了窍，说：“他妈的，我没有想到炸了飞机场我当俘虏，老子不去了！”刘时平同志就这么轻松的一句话，就让杜长城没有去炸济南飞机场，从而保全了济南飞机场。

李炳泉同志除了与刘时平同志保持单线联系，他还利用自己的亲属关系为争取傅作义积极做工作。李炳泉同志的堂兄李腾九和傅作义的关系密切，他与傅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是傅多年来的高级幕僚，1946年就任傅部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炳泉同志及他哥哥李炳璜同志和李腾九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内外形势。我提出调李炳泉专门做他堂兄李腾九的工作，通过李腾九争取傅作义。我向炳泉同志交代，让李腾九向傅作义提出，“现在局势很严重，我是你的老部下，在这困难时刻要帮你考虑究竟怎么办好？”“你现在打不下去，退到南方也不行，因为退到南方丧失了部队，你在蒋介石那里就没有地位，还是要考虑及早跟共产党谈判”。李腾九果真跟傅作义说了，傅作义对李腾九说：“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你能否给我找点材料看看。”我得知这个情况后，让李炳泉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给傅作义看。傅作义看了以后说：“我赞成联合政府，这同我的主张是符合的。”

建立秘密联系通道

1948年10月，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介石亲临北平部署一系列应对措施。蒋曾到碧云寺谒孙中山的衣冠冢和纪念堂。据说蒋在纪念堂的小屋里曾经面壁呆坐数小时之久，可见其当时绝望的心情。北平地下党学委分析，傅作义将军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拿到“华北王”（当时社会上称傅为“华北王”）尚方宝剑，颇有欣喜之情；另一方面，他内心之中已认识到自己成为“瓮中之鳖”，面临末日来临的恶劣处境。我当时认为，我们在北平这些年，傅作义可以说是我们最直接的“头号敌人”，可是在深入分析傅作义的处境及心情之后，也看出了傅作义有可能转变的条件与契机。

1948年初，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傅作义将军周围的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北平地下党最后梳理出这样几位跟傅作义“真正说得上话”的人——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其中，曾延毅、杜任之与刘厚同是一条线；李腾九与邓宝珊是一条线；傅冬菊是一条重要的内线。我们北平地下党组织把这三条线视为三条秘密联系通道，积极开展工作。

第一条联系通道：从1948年春夏开始，曾延毅、杜任之利用与傅作义保定军校同学的关系，国民党中将幕僚长刘厚同利用与傅作义的师生关系，出面对傅作义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第二条联系通道：从1948年10月开始，李炳泉同志与他的堂兄李腾九加强联系，并通过李腾九与“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接触，工作取得一定进展。

第三条联系通道：从1948年11月初，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即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从天津调到北平，开始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从西南联大以来我一直是傅冬菊的联系人。考虑到傅冬菊和周毅之的特殊身份，我指示李炳泉同志：“今后与周毅之联系的同志要注意，一定让周毅之保持目前灰色的样子，他不能太红。”因为周毅之同志是保持通道畅通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必要时可以发挥别人发挥不了的作用。

建立秘密联络站——东皇城根62号

1948年10月末，天气越来越冷，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在马路上会面交换情报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地下斗争需要了，我们急需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尤其是傅冬菊、周毅之夫妇马上要调来北平，我们和他们的联络需要一个固定、隐蔽、可靠的地点。

没办法，我只能去找地下党员李树藩，他在中央航空公司当报务员，他曾答应帮我解决这个“当务之急”。我找到李树藩，只见他一脸的喜气。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准备租房，现在相中了一个地方相当理想，约我明天去看看。

第二天，我按指定的时间来到东皇城根62号。李树藩告诉我，62号的房主是国民党空军大队长，要逃到台湾去，所以准备把房子出租，介绍人开价每月租金两块大洋，而隔壁的63号虽然房租每月只要一块大洋，但条件远不如62号。我看到62号是一栋独立的小洋房，有客厅和一间半卧室，窗户是双层玻璃，厨房灶内有盘水管，可以洗热水淋浴。此外，还有一间可供佣人住的小屋。室内的陈设更让我眼睛一亮——客厅里摆着李树藩与诸有琼的结婚彩照，放着一整套紫红丝绒沙发，这是外国使馆的旧货。进门的过道挂着一件美军的草绿色面、羊皮里的短大衣，这是从地摊上买的，还有一顶航空公司的大檐帽。大门口还卧着一只空军大队长留下的大狼狗。这些都会让“查户口”的国民党军警、特务们产生错觉，可以起掩护作用。作为接头谈话的地方，这座62号院子实在是个理想的场所。“这里可以做好多事情啊！”我心里这么想，高兴就挂在脸上了，我紧紧握住了李树藩的手。李树藩补充介绍说：“有琼的朋友胡秀峻住63号。62号院墙边上有一道小门与63号相通，如果有特殊情况，就可以穿墙进入63号。”我连连点头，觉得这里的确是一个很理想的地下联络点。

李树藩的可靠是没有问题的，他爱人诸有琼我之前就知道，也是西南联大的，和我同年。诸有琼是重庆人，1942年秋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中途因母病重休学一年，后复学北大中文系，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他们从昆明复员时结伴回北平，李树藩就悄悄爱上了诸有琼。等她从北大毕业，担任中文系主任助理的时候，李树藩就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从此之后，东皇城根62号就成了北平地下党一个重要的联络地点，许多重要的情报在这里传递；许多重要的约会在这里进行；许多紧急的工作在这里研究、布置……

北平解放50周年的时候，诸有琼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东皇城根62号》，她在里面回忆了我们当年工作的一些情景。她写道：“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点，同志们经常在这里碰头，接受任务，研究问题。有些同志要去解放区，到这里来住一夜。清华大学的张家炽同学半夜翻后墙进来，躲过了反动军警的追捕。李炳泉同志受党派遣，陪同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出城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后不便回家，就在我家找到崔月犁同志作了汇报。这里也是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活动的主要地点。王汉斌同志领导这个支部，李炳泉、仓孝和、李树藩分别担任书记、副书记、支委，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后来成立了总支，树藩担任总支副书记。他在北京大学上学，又在中央航空公司兼差。当时北平的中央、中国、陈纳德三家航空公司，只有他一个中共党员。使我们特别高兴的是，树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台破旧的小收音机，我们每天晚上调到最低音量，把耳朵凑近收听‘陕北’广播，听到解放军围城的情况和胜利进军的喜讯，担惊受怕的情绪就烟消云散了，企盼的是北平早日和平解放。”

可惜的是，因为修皇城根遗址公园的时候拆除了一些老房子，现在北京东城区北河沿大街东皇城根只有50几号了。

傅冬菊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北平原称北京，是一座具有30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11世纪中叶以后，自金以来，历经元、明、清几个朝代的“皇都”一直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1840年以后北京城曾几度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洗劫，损失惨重。1911年辛亥革命创立中华民国不久，北京再逢军阀混战，又成了各路军阀互相争夺的战略要地。1927年，南京成为蒋介石治下的首都，次年将北京改为北平，仍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1948年春天，面对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多次酝酿新中国首都的选址，经多方面权衡，决定选择北平为首都。

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傅冬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傅冬菊是傅作义和原配夫人张金强的大女儿。抗战初期，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学，经常和进步同学一起在节假日到重庆新华日报社，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成员朱语今联系。傅冬菊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我们成了同学。傅冬菊读外文系，我读历史系。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我介绍傅冬菊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傅冬菊到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华北剿总”在天津黄家花园设立的办事处，掩护一批进步同学到解放区。1946年8月，我随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平，找职业遇到困难。当时傅作义委托崔载之筹备《平明日报》。我找到小酱坊胡同傅作义公馆，请傅冬菊帮忙，结果顺利当上《平明日报》编辑。1947年底，为躲避敌人追查和开展革命工作，我也在天津黄家花园住过。1948年，我提出由天津南系地下党发展傅冬菊入党。同时，天津南系地下党安排介绍傅冬菊的丈夫、《平明日报》记者周毅之入党，并由我为其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1948年5月前后，中央已提出要争取傅作义。当时华北局城工部派地下党员曾平到天津《大公报》找傅冬菊同志，要她做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向北平南系学委汇报了这个情况。经过学委共同讨论，大家认为，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通过组织系统来安排，而对曾平的情况并不熟悉，决定让傅冬菊不必答复曾平，这件事就搁置下来。1948年11月下旬，根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党学委决定把傅冬菊从天津调到北平来，全力以赴地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在傅冬菊要从北平回天津的时候，我派人到火车站把她接回来。在南系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书记李炳泉家里，学委书记黎智和我一起向她布置这项工作。当时我跟她讲：华北就要解放了，党中央要争取你父亲傅作义起义。你可以以女儿的身份，做他的工作。要向他提出：东北已经解放了，平津也快要解放，对解放军你的部队抵抗不了。要劝他不要撤到南方，如果撤到南京，手里没有军队，他在蒋介石那里难以立足。你作为大女儿，理应在父亲遇到这样大的困难的时候，提供帮助，不能不为父亲担忧。希望你父亲要考虑究竟怎么办才好，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和共产党建立联系，进行接触、谈判。为了便于和傅冬菊联系，我还把周毅之也一并调来北平当地下党联络员，需要时可以通过他找傅冬菊。

傅冬菊以照顾父亲生活为理由留在了傅作义身边，开始自己的特殊工作，可以说，她的工作细致而周密。

在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的初期，我大体上是天天同傅冬菊碰头，我们就在北京饭店的门口，一边散步，一边谈天。有时通过傅冬菊的丈夫周毅之联系。后来有了东皇城根62号，就有了固定联系地点。我听她汇报做傅作义工作的情况和傅作义的动态，并且基本上是天天把傅作义的情况通过地下电台报城工部再转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我要求傅冬菊每天到傅作义办公室，如果傅作义开会，她就在别的房间等着。解放军打到丰台的第二天，傅冬菊来向我汇报，说昨天深夜两三点钟，傅作义等“剿总”的人员从新北平“剿总”总部仓促、狼狈地搬回中南海，傅作义没有料到解放军一昼夜行军二百里，来得如此之快，一下子就把北平包围了。那些日子，傅作义显得很烦躁、焦急，常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把洋火棍一根接一根地咬断。在围城期间，解放军一面谈判，一面也作了打的准备，经常向城里的军事目标试炮。主要有两处，一处是东单，傅作义在那里修建了临时飞机场，另一处是国民党炮兵所在地景山。地下党每天把炮弹落地点向前线司令部报告。有一次，炮弹落在景山附近我住的东昌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院子里，离我住的房子只有二三十米。我们及时地把落弹地点报告解放军，以便我军精准打击敌军要害。后来聂荣臻元帅感慨地说：“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前线司令部能够这样持续不断、准确无误地了解对方最高军事长官情况的恐怕是独此一例。”

后来，我将傅冬菊汇报的有关傅作义的情况及时转告佘涤清（中共地下党南系、北系合并后，佘为书记，我为学委委员兼大学委员会书记），再通过城工部的地下电台报到解放区。考虑到如此频繁地中转情报，既浪费时间，又不安全，我便把傅冬菊的工作关系交给了佘涤清。不久，佘涤清应约到东皇城根62号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当即去找她父亲，向他转达共产党的意图。傅作义当时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傅作义问她女儿：“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傅冬菊说：“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问佘涤清同志如何回答。佘涤清明确告诉傅冬菊，叫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正式接触。

傅冬菊不仅将观察到的父亲傅作义思想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如发脾气、情绪低落等情况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作汇报，而且因不满父亲的一些作为还与之正面冲突。傅冬菊的话对傅作义震动很大，也让他思考很多，对于傅作义的思想转变发挥了很大作用。

与傅作义谈判

1948年11月开始，平津战役发展迅速，根据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指示，我的主要精力放到配合北平和平谈判、力争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上来。清华、北大等大学党总支在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迎接解放军进城。

有一段形势比较紧张，傅作义对傅冬菊说，你还是回天津去，别在这里给我找麻烦。傅冬菊说：“铁路交通都断了，我怎么走啊？”傅作义说：“我派飞机送你走。”傅冬菊说：“你现在这么困难，我作为你的大女儿，不能离开你。”

根据刘仁同志的指示，北平地下党让傅冬菊对其父傅作义将军提出希望他最好能够起义，如果不愿意起义，也可以投降。傅作义说，我不能起义，要起义对不起蒋先生；我也不能投降，我一贯是能打仗的，怎么能投降呢？刘仁同志指示，要坚持让傅要么起义，要么投降，这两点不能松口。由于战局的迅速变化，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在这种形势下傅作义同意派代表同解放军谈判，并且表示共产党中他最相信两个人，一个是王若飞，一个是南汉宸，意思是愿意会见南汉宸。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北平地下党认为李炳泉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因为还需要让他通过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所以决定调刘时平代表地下党同傅作义的代表谈判（刘时平后来被捕，改由李炳泉担任地下党的谈判代表）。经过谈判，傅作义同意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当谈判代表，地下党派李炳泉当谈判代表。后来有一些材料说李炳泉同志是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到解放军前线司令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炳泉是中共方的代表之一。双方约定在西单会合，坐傅作义提供的吉普车经广安门到丰台前线，由解放军接到前线司令部。1949年1月初，傅作义又调周北峰作为他的主要谈判代表同崔载之一起到前线司令部谈判。

在同傅作义谈判的过程中，傅作义一再提出，要北平地下党把地下电台搬到“剿总”去，说放在那里比较安全，他还提出让地下党的谈判代表也住在“剿总”。刘仁同志指示，要防止可能出问题，不能答应。现在看来，傅作义的意见还是有诚意的，他对国民党特务也有戒心。

这时北平地下党的平民委员会被破坏，平委书记赵凡同志被捕，但是北平地下学委系统倒没有出事。刘仁同志来电报说，傅作义现在抓人，情况不明，你们要警惕。地下党的谈判代表要暂时停止跟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接触，要躲起来，观察一下再说。

北平地下党学委安排刘时平躲到西城辟才胡同52号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徐楹家里，由我去通知他。徐楹是崔月犁夫人徐书麟的叔叔，我去他那里开过会。当天北平下着大雪，我过去通知刘时平的时候，他要我带他去，我说：“这不符合组织规定。那个地点你能找到，你自己去吧，我不送了。”由于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徐楹家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所以刘时平和随后来接头的佘涤清同志都被“蹲坑”的国民党特务抓起来了。

当时地下党搞不清他们为什么会被捕，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民主人士储安平先生从南方来到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引起的。国民党得到储安平住在北平徐楹家的情报。通过警察局的身份证，查出全北平有三个徐楹，就把这三家都包围了。其中一个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当时我们也知道《大公报》徐盈家和《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了三天。佘涤清同志被抓后，敌人抄佘家时问：你们家有没有来过姓储的人？这就表明这两件事的关系。

佘涤清、刘时平被捕后，我方向傅作义提出，你对谈判没有诚意，把我们的谈判代表都抓了。傅作义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你们给我开名单，我马上放人。”我方请示了城工部，刘仁同志指示不能把谈判代表的名字告诉他。当北平和谈达成协议后，傅作义立即把被捕的共产党嫌疑犯都放了，并且再次提出让谈判代表住到“剿总”去。刘仁同志没有答应，并且立即把他们送到城外西郊解放军的驻地。

在同傅作义谈判时，因为傅作义既不同意起义，也不同意投降，谈判就僵着。1949年1月14日，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天一夜的猛烈进攻后，天津解放了。当天傅作义就向中共方表示，北平不用再打了，可以谈判解决，还说天津也可以不打。其实，如果没有天津解放、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还是不会接受谈判条件的。但是谈判的结局是傅作义没有起义，也没有投降，而是和平解放，在实践中创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平方式”。

在同傅作义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用林彪名义给傅作义写了一封公开信，把傅作义猛批了一顿。当时是要由进城的解放军代表交给傅作义的，实施过程中，代表有顾虑，就转给傅冬菊交给傅作义。傅冬菊阅信怕父亲傅作义不满意，引起新的问题，迟迟没有交出。1949年1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林彪《给傅作义将军的信》，傅作义看了大为不满，责问事先为什么不打招呼。

另外，在围城时，同国民党一些军官有联系的北平地下党员王甦、魏焉等同志还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有的守城国民党军官答应在解放军进攻时，里应外合，打开城门接应。还有国民党津塘警备司令侯镜如也同刘仁同志建立了联系，侯镜如从塘沽率领国民党残部坐船南逃时也事先向刘仁同志通报。这些都说明地下党配合解放北平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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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称赞“北平方式”是一个创造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以签订“和平协议”的方式使傅作义将军统率的大军，兵不血刃，实现了“化干戈为玉帛”，创造了毛主席称赞的“北平方式”，为后来解放湖南、新疆、云南等地提供了范例。后来绥远等地也是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这就减少了很多流血牺牲和物质损失，对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在中国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且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它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本身有了新了解和新认识。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北平的和平解放“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

对于傅作义将军，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傅作义，与他亲切交谈，赞扬他：“北平和平解放，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北平和平解放，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功劳很大！”

傅作义后来担任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委，全国政协第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电部部长等职。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傅作义病重，周恩来总理抱病到病房探望，转达毛主席的问候：“毛主席叫我看你来啦，说你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傅作义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同志致悼词，代表党和政府给予傅作义极高的评价。傅冬菊后来由组织上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为我国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今天来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使北平这个著名的文化古城、文化古迹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没有受到破坏。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等古迹的那种气派，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北大、清华等大学都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受到破坏，到现在它们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多年来这两所学校为国家培养出许多干部、学者和专家。还有许多工厂、企业能够迅速恢复生产、营业，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现象，这些都是战争中很不容易做到的。